2017-4《十月》•散文(选读1)|刘庆邦:陪护母亲日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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陪
护
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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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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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庆邦
刘庆邦,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。当过农民、矿工和记者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断层》《远方诗意》《平原上的歌谣》《红煤》《遍地月光》《黄泥地》《黑白男女》等九部,中短篇小说集、散文集《走窑汉》《梅妞放羊》《遍地白花》《响器》《黄花绣》《麦子》《在雨地里穿行》等四十余种。短篇小说《鞋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。多篇作品被译成英、法、日、俄、德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韩国等外国文字,并出版有六部外文作品集。
笔记从此变成了日记
先说说笔记缘何变成了日记。
对我自己来说,笔记和日记的区别在于,笔记不是每天都记,有感有发现时就记一点儿,没什么值得记的就算了。我记笔记用的是一种煤炭报社印制的小型笔记本,记满一本,换一本再记,攒下的笔记有十多本。日记当然是每天都记,雨天记雨,雪天记雪,一天不落。我记日记用的多是北京市政协发给政协委员的日记本,本子是硬皮,像书本一样大,格距比较宽,很适合随时随地写日记。日记对时间的规定性带有某种强制性质,同时也意味着一种责任,它要求我们守时,守信,守责,守己。如果有一天不记,日记的链条就断了,等于这一天失去了自己。回顾起来我还算可以,自从开始记日记,不管东奔西走,还是生病发烧,日复一日,我都坚持了下来。日积月累,我收获的日记也有了十多本,总字数大约有一二百万字吧。
我是从母亲生病那天起开始记日记的,初衷是记录母亲每天的病情变化和治疗情况,以利于更尽心地照顾母亲,让母亲早日恢复健康。
母亲一生生了六个孩子,存活下来我们姐弟五个。我前面有大姐、二姐,后面有妹妹、弟弟,我排在中间。我们长大之后,大姐、二姐和妹妹相继出嫁,我和弟弟到城里参加工作后,则分别在城里娶妻,安家。至此,家里只剩下老母亲一个人。我们家有四间房子,还有一个不小的院子。房梁上的燕子窝犹在,只是小燕子都飞走了,燕子窝成了空窝。院子里的石榴树还长在原地,只是爱摘石榴的孩子们都走了。母亲盼着她的孩子翅膀硬起来,飞走。而她的孩子一旦都飞走了,茫然四顾,她难免感到失落,孤单。为了安慰母亲,我和弟弟都曾把母亲接到城里住过,但老人家老家难舍,在城里住上一段时间后,仍要求回老家,宁可一个人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宅上留守。
在这种情况下,我为母亲在家里安了一部电话,通过电话和母亲说说话,以和母亲保持经常性的联系。那时我在《中国煤炭报》上班,还当着副刊部的主任,打电话是很方便的。说来不怕别人说我有私心,打长途电话不用花自己的钱,我每天都因工作关系给作者打长途电话,顺手给我母亲打一个也不算多吧。只要不去外地出差,每天下午临下班之前,我几乎都会给母亲打一个电话。我国古代的礼仪讲究每天向母亲问安,我打电话的意思与问安差不多。后来母亲对我说,她每天没别的什么盼头,就盼着我给她打电话。能接到我的电话,她吃得好,睡得好,一天都很高兴。如果哪天接不到我的电话,她心里就空落落的,不踏实。一根电话线两头牵,我和母亲对信息的需求是双向的。人说母子连心,儿行千里母担忧,母亲之所以如此,是不是对她的儿子存有一份担忧呢!尽管我什么事儿都不让母亲操心,母亲对儿子的担忧总是不由人啊!村里也有人对我说,有好多次,母亲正在村头和人说话,突然会说:俺儿该来电话了,我得回去接电话,不然的话,俺儿找不着我该着急了。说罢,就赶紧回家去了。
说话到了2000年的4月6日,也就是农历的三月初二。这天北京有大风,吹得黄沙漫漫,空气很不好。我订好了当晚去安徽新集煤矿的火车票,准备以煤炭报记者的身份,去参加一个全国煤矿系统表彰文明矿的会议。此前,我给母亲寄了三百块钱,供母亲到镇上赶庙会用。每年的三月三,离我们刘楼仅有三里远的刘庄店镇上有庙会。庙会很热闹,届时大戏连台,人山人海,堪称展示传统文化的盛典和商品贸易的盛会。除了过大年,人们最期盼的就是每年春天的三月三庙会,连村里的一个瞎子,都会被家人用棍子牵着到镇上赶庙会。母亲只要在老家,每年都会随着涌动的人潮到庙会上赶赶热闹。我给母亲打电话,想问问今年庙会上有几台大戏,是不是还要唱对台戏,并顺便问问母亲:我给她寄的钱收到没有?我连着打了好几次电话,竟无人接听,这是怎么回事?我想,或许是大姐把母亲接到她家去了,因为她家离镇上更近一些。
给母亲打不通电话,大姐家没有电话,我接着给二姐打电话。我对二姐说,母亲不在家,可能被大姐接到她家去了。二姐吃不准,问要不要骑车到刘楼看看,确认一下母亲的去向。因二姐家离刘楼比较远,有十八里路,我对二姐说:先不要去,昨天我还给母亲打电话,母亲一直笑着,声音还很洪亮,不会有什么事。二姐也说到,母亲前一段肚子疼,她炒一些盐,把炒热的盐装进一个布袋里,给母亲暖了暖肚子,母亲说不疼了。
二姐说的这个情况,母亲没有跟我说过。母亲就是这样,对在远方的孩子,她从来是报喜不报忧。前不久,母亲获得了镇政府奖给她的教子有方的奖状,还得了一条作为奖品的床单,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了。而母亲肚子疼的事,却一字都没提及。
没能跟母亲通上电话,我心里还是不踏实。
当晚,我乘坐409次列车,车行一夜,早上七点多钟到了安徽新集煤矿。
2000年4月7日(农历三月初三),星期五,晴
会议尚未开始,一整天都是会议报到时间。我到新集煤矿宾馆住下后,到宾馆后面的小花园里散步,看书。春光正好,用得上明媚二字。花园里花木品种很多,桃花盛开,牡丹初绽,柳树绿得很新,还有小鸟在叫,少有的宁静。我坐在柳荫下的石凳上,看完了一本新出版的《书摘》。
晚上,在新集煤矿中学当老师的外甥杨启运来看我,我送给他一本我新出版的长篇小说《落英》。
估计母亲赶完庙会该回家了,我又给母亲打电话。我有了第一部德国出的西门子手机,我是用手机给母亲打的电话。电话打通了,仍没人接。往二姐家打电话,也没人接。我的预感有些不好。
没办法,我只好给我们村的支书刘本功家打了一个电话。听到的消息使我大吃一惊,心顿时往下一沉。村支书告诉我说,我母亲生病了,已被我弟弟接走,接到了开封。
随即往开封我弟弟家打电话,侄女说,她爸爸妈妈去老家接奶奶去了,还没到开封。我看了表,当时已是晚上八点多。
我马上给妻子打电话告知情况,妻子说,弟弟庆喜给她打过电话了,母亲便血,在县医院做了初步诊断,怀疑母亲得的是直肠癌。
这个判断让我难以接受,我心乱如麻,无心跟外甥说话,觉得会是不能再参加了,得马上到母亲身边去。
我马上去找报社的马社长请假,当我说到母亲生病了时,我听见我的声音有点儿发哽,眼泪差点儿流了出来。请假获准,我又去找参会的平顶山煤业集团的吕书记联系车,让他帮忙派车送我去开封。
2000年4月8日(农历三月初四),星期六,晴
早上将近九点,两个司机和我从新集煤矿出发,过阜阳、亳州、商丘,然后经过宁陵、民权、兰考,下午三点半,才到了开封弟弟家。
见母亲在床上躺着,面色发黄,双眼塌坑,显得很瘦弱。
我跟母亲说话,安慰母亲,说人吃五谷杂粮,都免不了生病。生了病咱去医院治就是了。
2000年4月9日(农历三月初五),星期日,晴
弟弟跟医院联系过,星期天医生不上班。母亲在家休息,我陪母亲说话。
母亲没有再便血,精神状态比较平静,中午吃了一碗弟妹做的汤面条。
2000年4月10日(农历三月初六),星期一,晴
我的习惯是早起,一大早起床到户外转了一圈。夜里下了一场小雨,空气湿润。春色正好,油菜花开了,麦苗青碧。
看见不少藕田,去年的藕尚未刨出,枯秆败叶下面正发出尖尖的小芽。
有人在藕田里刨藕,一刨出来仍很新鲜。藕上沾满了黑色的污泥,露出雪白的藕瓜子。
藕是个奇特的东西,别的东西一沤就烂了,而藕不怕沤。
有人在一条名叫清水河的小河里摸蛤蜊,还捉住一条小水蛇,提在手里玩来玩去。他一手捏住蛇头,另一只手的手指触在蛇嘴上,意思要看看小蛇敢不敢咬他。小蛇没有张嘴。小蛇原来是很弱小很可怜的东西。
有人在河边钓鱼,钓到的青鳞鲫鱼养在水盆里。有人捏住鲫鱼背上的鳍,想把鱼提起来。鱼总是奋力挣脱,颇具爆发力,让人禁不住将手缩回。人明知鲫鱼并不可怕,还是免不了把手猛地缩回去。
吃过早饭,我和弟弟打出租车送母亲到开封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。
2000年4月11日(农历三月初七),星期二,晴,有风
母亲住院第一天。
在医院做检查,须楼上楼下跑。虚弱的母亲无力气上楼,弟弟背着母亲爬楼梯。先到肛肠科检查。这个科的检查比较特殊,让母亲很是为难。但人生病了,有什么办法呢!
初步检查,医生认为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是直肠癌。医生给了三瓶开塞露,说用过一小时后,切片化验。这又让母亲非常为难,医院的过厅里人来人往,开塞露怎么好意思用。没办法,弟弟找了一个熟人,要了一间诊室,并把弟妹王燕叫来,帮母亲使用。
母亲说,她年轻时参加男劳力干活,为避免解手,连稀饭都极少喝,怕在旷野地里没地方去厕所。母亲还说,她生过六个孩子,生每个孩子都是自己接生,接生时从没点过灯,都是因为害羞。
实施切片的是两个男医生,他们拿来不少不锈钢医用器械,很是吓人。切片时间也比较长。
我们虽然很心疼,也只能忍着。人生了病,在医生眼里跟医疗器械差不多,只能听医生摆布。
做完切片后,我为母亲办了住院手续,交了一千元押金。住的病房在八楼,病床号为806。
接着医生又给开了胸透、B超、心电图、尿检、大便检的单子,逐项检查。
心电图不太好,有阻滞现象。B超检查了肝、肺、脾、肾、胰、子宫等,都正常,说明癌细胞没有扩散。
当晚,弟弟从家里拿来一张折叠钢丝床,还有被子。我打开钢丝床,睡在母亲脚头,日夜陪护母亲。
病房里共八个床位,都住满了,病号得的多是肛肠病。半夜,有病号说梦话,声音很大,像是和别人吵架,把同室的人都惊醒了。
2000年4月12日(农历三月初八),星期三,晴,有风
一大早,外面传来清真寺里用大喇叭诵经的声音。医院里种有泡桐树,树上开满了淡紫色的花,空气里弥漫着甜丝丝的花香。
我带母亲下楼去吃早点,母亲喝了一碗八宝粥,吃一个茶叶蛋和一根油条。弟弟用保温桶给母亲送来了豆腐脑。
九点半左右,妻子姚卫平来电话问情况。我告诉她,母亲已住院,可能要做手术,我短时间不能回京,家里的事让她多操心。
母亲在床上半躺着,跟我讲过去的事情。说过去没有化肥,种庄稼全靠粪当家。说我父亲拾粪很上心,每天夜里都起来两次,到外面拾粪。村后有一棵白桑葚子树,有猪去树下吃掉落的桑葚子,边吃边拉。父亲瞅准时机,有时一次就能拾到一筐粪。父亲勤劳,我家的庄稼就长得好,打的粮食多。因此,我爷爷不愿参加互助组、合作社,被村里人视为落后,跟不上潮流。
母亲说到我三爷。三爷有一次往生产队里交粪挣工分掺假,被队长发现打了折扣,多除了土。三爷不干,跟队长吵架,骂架。队长告给三爷的儿子刘本堂。刘本堂也是队里的干部,要开社员大会批斗三爷,让三爷在会上斗私批修。已经七十多岁的三爷面子上过不去,用草绳捆起铺盖卷,出走了。母亲奉命去追三爷,追了二十多里路,才把三爷追上了。三爷说他反正不想活了,路死路埋,坑死坑埋,死到哪里算哪里。母亲反复劝说,才把三爷劝回家。
胸片出来了,肺上有钙化点,问题不大。
弟弟到医院来了,送来了几个鸡蛋,和给母亲洗的衣服。弟弟让我回家休息一下,我说先去看看切片的化验结果。化验的结果:纤维性恶变。治疗的办法只能是尽快做手术。
近午,弟弟的几个同事和朋友到医院看望母亲,有吴广浩夫妇、孙富山、袁天忠等人。
邻床的一位老太太,也是直肠癌。她生有三个女儿,没有儿子。三个女儿每人凑一千块钱,给老太太看病。老太太听说要开膛破肚,嫌手术太大,花钱太多,坚决不做。老太太的样子一点儿都不悲观,该说说,该笑笑。女儿要带她出去玩玩,去相国寺照相,戴凤冠霞帔。老太太一口拒绝,说玩火龙也不去看,一分钱的闲钱都不花。
下午,刘本堂带他的儿子来看母亲。
母亲讲以前穷的时候,啥东西都往肚子里填,连棉籽都吃。用石头碓窑子把棉籽砸碎,掺一点儿面,捏成棉籽窝头,攥成棉籽丸子,擀成棉籽面片,一嚼一梗牙,扁扁就咽了。棉籽不是轧花机压出来的,是用手成半夜一点一点剥出来的。剥出的棉花交给队里,留下棉籽自家吃。
2000年4月13日(农历三月初九),星期四,晴,大风
昨夜大风,呼呼作响。我早起,五点多就起床了,把折叠床收起。母亲不谈她的病,她或许不知道自己患的是重症,或许心知肚明,故意回避。
母亲说到,她身上曾长过两次大疮。一次是小时候,大疮长在胸口。姥爷带她去看病,要背靠背背着她。先生看过后,说小闺女没法治了,给她准备个匣子(小棺材)吧。姥爷把她背回家,把她放在一个柴草垛上,让她等死。她不愿死,张着大嘴狠哭狠哭,结果把自己哭活了,没有死。第二次是我小的时候,母亲的大疮长在腿盘里。大疮成熟后,请先生针开,脓水流了半盆子。母亲天天吃一种叫缠丝丸的中药解毒,那种中药主要是蒲公英做成的,泡开一股子青气。
母亲的意思我明白,她长过两次大疮都好了,这次生病也会挺过去。
母亲讲她过去参加男劳力干活,冰天雪地都不闲着,有雪往地里抬雪,没雪到河里破冰,把冰块子往地里抬。男劳力干一天活可挣十分,母亲干一天活只能挣八分。早上若不出工,要扣去三分。
弟弟通过熟人小楚,找到外科主任赵同胞。赵主任认为,还要对母亲的节肠做进一步检查,看看节肠上有没有病变,如有的话,要一块儿切除。弟弟向赵主任提出,能否给母亲调换一间小一点儿的病房。一个病房住八个病号,加上陪护病号的家属,太吵闹了。赵主任说的确没有小病房。
母亲说到我们村的一个哑巴,在河工工地上抬泥筐,和别人比赛,累得背上长大疮,病了好长时间。哑巴一辈子没娶到老婆,孤苦伶仃。临死前,哑巴想吃点儿红糖,指着土往嘴里捂,但没能吃到。哑巴死后,他哥给他做了一副极薄的棺材,要不是用绳子捆着,有可能会散架。
给煤炭报社的总编辑田玉章打电话请假。田总编很是通情达理,让我只管好好照顾母亲吧。
我还有一个堂叔叫刘本成,母亲说,本成叔知道自己得了食道癌,是喝药自杀的。他死得很平静,很从容。天刚下过雨,他死前把院子里的水洼子都用干土垫了垫,免得他的儿子们给人磕头时跪在水里。
2000年4月14日(农历三月初十),星期五,阴,预报有雨
今天医生让母亲喝糖盐水,清腹,以便做肠镜检查。母亲喝了一瓶甘露醇,还喝了两瓶葡萄糖生理盐水。母亲拉了五次,后来拉的都是水,人显得很虚弱。我们要求给母亲输了两瓶水。
下午三点多,医生为母亲做肠镜检查。之后,医生让我和弟弟看检查过程的录像带,录像很清晰,像地道一样。结果是,节肠没有问题,没发现病变。
母亲又可以吃东西了,晚饭吃了一个鸡蛋,一碗小米粥,还吃了两根香蕉。
母亲知道我业余时间爱写点小说,精神稍有好转就给我讲过去的事。母亲讲,过去染布没有颜料,种一种叫靛的植物。把靛棵子割下来,在水缸里掺上石灰泡,泡烂再用扫帚疙瘩捣,叫打靛。靛的蓝颜色沉淀,变成稀糊状,就可以染东西了。染出的布叫毛蓝布。
母亲讲,以前我们村有一对双胞胎男孩,叫大炮二炮,也叫大坠二坠,长得一模一样。大炮的老婆撺掇丈夫,让丈夫到兄弟媳妇那里试试,看看兄弟媳妇能否把大炮认出来。大炮来到兄弟媳妇的房间,兄弟媳妇没有认出他是大炮。等二炮回去后,二炮要做,媳妇说刚做过怎么还做。二炮说:没有呀!事情就露馅了。二炮的新媳妇上吊自杀了(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,日后说不定可以写成一个短篇小说)。
2000年4月15日(农历三月十一),星期六,晴好
我早早起来,趁母亲还在睡,下楼甩甩胳膊,踢踢腿,活动一下身体。
母亲早上吃了一个鸡蛋,喝了一碗小米稀饭。
上午八点,开封市政府焦副秘书长和吴广浩到医院病房看望母亲。
医院门前有一条小街,街上不少卖小吃的。我给母亲买了两个肉包子,母亲不想吃。
中午弟弟到病房陪护母亲,我到弟弟家换了换衬衣。此间弟弟的朋友刘新福、高树田去看望母亲。
下午,在开封工作的大姐的女儿孙艳梅,还有妹妹的儿子王东伟到医院看望母亲。弟妹王燕和侄女刘佳佳也去了。
给二姐打了一个电话,把母亲的治疗情况向二姐说一下,让二姐放心,不用挂念。
当晚,在开封教书的外甥王东伟在病房替我陪护母亲。
2000年4月16日(农历三月十二),星期日,风和日丽
早上七点,我和弟弟庆喜一块儿到医院,给母亲买了小米粥、烧豆腐、鸡蛋,母亲吃饭正常。
我到附近的新华书店看了看,买了一本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“中原作家丛书”之一的《刘庆邦小说自选集》,封面印有我的照片,书做得挺好的,有将近四十万字。
还买了一本《民国匪患录》。
母亲听我说买了有关土匪的书,马上对我讲了一个土匪的故事。一个土匪刚吃了面条,从土匪窝子里出来。邻村人发现了他,发一声喊,把他包围起来。村民们用红缨枪朝土匪乱扎乱戳,把土匪身上戳得像筛子眼一样。土匪肚子里的面条还没变色就流了出来。土匪吃得很胖,村里人在河坡里支了一口褪猪毛用的大铁锅,片下土匪屁股和大腿上的肉下锅煮。结果肉都煮化了,熬出许多人油。不少人拿了牛角壶去灌油,膏大车用。大车的车轴吱哇吱哇响,一膏上土匪油就不响了。
母亲还讲了我们村一个人打劫的故事。那个人夜间在瓜园子里看瓜,一过路男子到瓜庵子里借宿。看瓜人见借宿人身上有钱,就把借宿人掐死了,从死者身上弄出二十多块钢洋。看瓜人转移死者的尸体时,把尸体绑在一只长条板凳上,扛着抛到一座桥下。桥下是干坑,死者暴尸多天,好多人去看。
上午,王燕的三姐、三姐夫、五妹和小惠,都去医院看望母亲。
母亲说,我们村有一个人名字叫骚,外出未归,只把老婆卞凤兰留在家里。骚有一个堂弟叫刘敦远,跟卞凤兰好上了。导致卞凤兰怀孕,生了一个小孩儿,淹死在水盆里。卞凤兰趁着夜色,端着水盆到坑边洗衣服,在坑边挖了一个泥坑,把小孩放在泥坑里,上面糊上泥巴。几天后,小孩儿发了,被尖鼻子的狗扒了出来,是个男孩,挺胖的。刘敦远看见了,用铁锨把小孩铲起来,端到坑外边的高粱地里,挖个坑把小孩儿埋了。后来卞凤兰改嫁到城关。
还有秃户、李玉兰、四老头、刘敦恒、人样子、梁老婆、四娃等,男女关系错综复杂,我都厘不清头绪了。总的来说,男女之事大庄有,小庄有,庄庄都有,以前有,现在有,啥时都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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篇名题字 杨 葵